來源:聰明投資者
編者按
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產業的快速創新和趕超,中國正不可阻擋地崛起為世界科技和經濟強國,這和歷史上美國通過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實現崛起的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閱讀美國商業的這段歷史,能幫助我們從更理性、更寬的視角理解今日中國的產業創新、經濟崛起以及企業家在國家產業發展中的作用。
今天要為大家分享的這本《影響美國歷史的商業七巨頭》,講述的正是影響美國歷史上的商業七巨頭:
安德魯·卡耐基(美國鋼鐵)、喬治·伊士曼(柯達)、亨利·福特(福特汽車)、托馬斯·沃森(IBM)、查爾斯·郎佛迅(露華濃)、山姆·沃爾頓(沃爾瑪)和羅伯特·諾伊斯(英特爾)。
七位企業家的商業歷程構成了一部美國商業簡史,從中我們可以了解美國是如何在19世紀初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的崛起,如何在19世紀中期在工業製造領域喪失優勢地位,後來又如何通過矽谷的不斷創新奠定電子產業的根基的。
對於如何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產業的變革,在大國博弈中獲取競爭優勢,以及思考當前中國的發展會有很多啟發。聰明投資者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分享給大家。
企業家的自由和局限 :美國的啟示
文/ [美]理查德·S.泰德羅
七位企業家的故事
安德魯·卡耐基生於1835年,到19世紀60年代,他在世界上已經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山姆·沃爾頓和羅伯特·諾伊斯都於20世紀90年代離開人世。
卡耐基、伊士曼、亨利·福特、托馬斯·沃森、查爾斯·郎佛迅、山姆·沃爾頓、羅伯特·諾伊斯七位企業家生活的年代跨越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末,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領域中開疆拓土,代表了當時科技和產業的前沿。
通過他們的人生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歷史上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商業精神發生了什麽樣的變遷。
哈佛大學商學院商業史專家理查德·泰德羅教授在《影響美國歷史的商業七巨頭》一書中描繪了這些衝破舊規則的束縛、創立新規則的企業家的故事。
他們打造全新的世界;他們立誌去掌控而不是隨波逐流;他們對當時的工具和方法進行探索和開發,而同時代的其他人卻只知道用這些工具和方法來服務有時不得不新開拓出來的市場。
他們都是具有極強內在驅動力和競爭力的時代英豪——他們所生活的國度和文化環境推崇這些個人特質,也促使他們進入商業的世界。
生活在一個能讓他們充分施展才華的國家,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為一個傑出的人物。
如果這七個人是意大利人,也許他們會成為作曲家,那麽世界上將會出現第二個威爾第,而拍照技術就不會廣泛地進入普通家庭。
「他為我們而哭泣,他為我們而愛。」這是阿倫佐為了紀念威爾第而寫下的悼詞。
如果這七個人是俄國人,也許他們會成為小說家。
1867年9月27日,彼時托爾斯泰正在創作「偉大的人民」(也就是後來的《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願上帝賜予我健康、和平與安寧,我將以亙古未有的筆觸來描寫博羅季諾(Borodino)戰役。」
如果這七個人是葡萄牙人,也許他們會成為航海家;如果這七個人是德國人,也許他們會成為士兵;如果這七個人是日本人,也許他們會成為國家的公仆;如果這七個人是羅馬尼亞人,也許他們會成為體操運動員……諸如此類。
美國也培養了能夠從事上述工作的人,就像其他國家也培養了很多企業家一樣。
但是,總體來說,作為一個國家和一種文化的代表,在上述這些方面美國並沒有更出色。
在世界各地的各種勵誌故事中,特別優秀的人物總是層出不窮——有時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然而,從長遠來看,比如說近250年以來,我們可以很公平地宣稱:美國在創辦和培育新企業方面是最出色的。
創業活動不存在無限自由
沒有什麽是必然,不論是做鋼鐵、照相機、指甲油,還是集成電路。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製度理論(這些理論沒有把才華、稟賦、氣質,甚至有時候個別商業領袖看起來傻乎乎的特點考慮在內)能夠解釋美國商業的成功。
同樣的道理,這七位商業領袖給美國經濟帶來了繁榮,這不是偶然。是美國社會激發了他們的勇氣,也是美國社會摒除了那些可能阻礙他們實現夢想的障礙。
因此,這本書不僅講了七位企業家的故事,也講了美國的社會和製度;只不過,企業家占據中心地位,而製度,包括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製度,則主要充當故事的背景。
從南北戰爭到現在,美國的製度體系為企業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這樣做的結果是,美國社會的目標似乎是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以變得不平等。
從事創業活動有廣泛的自由,但並不存在無限自由。
反壟斷就是一個例子。
《謝爾曼法》(Sherman Act)製定於1890年,該法案將參與「合謀限製貿易」(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指商家以妨礙自由貿易為目的非法約定聯合拒買、拒售及壟斷價格等行為)定為聯邦犯罪。
安德魯·卡耐基在19世紀90年代完全忽視了這一點,當被國會委員會問及此法案時,他說:
「你真的指望那些在製造業一直積極奮鬥、努力謀生的人會願意了解法律以及應該用於這或那及任何地方的那些條款?……我記得,從來沒有人跟我提過《謝爾曼法》。」
卡耐基沒有為這種忽視付出代價,他為此還吹噓了一番。
一個世紀後,比爾·蓋茨(Bill Gates)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態度,卻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公司股東損失了超過2 500億美元。
時代變了,規則也會改變。
安德魯·卡耐基可以忽略這個問題,老托馬斯·沃森(IBM的偉大締造者)卻不能,比爾·蓋茨也不能。
反壟斷問題只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最明顯的表現形式之一。企業家都必須學會處理好跟政府的關系,同時,政府也正試圖以監管機構、國會委員會、刑事或民事訴訟的形式來管理企業。
這些關系可能變得異常復雜和矛盾。僅舉一個例子,1914年,沃森因涉嫌壟斷行為而幾乎被關進了監獄。
到20世紀30年代,聯邦政府因為與IBM在社會保障和其他需要大量數據積累與分析的項目上的合作,成為IBM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客戶;
而此時的沃森呢?他本人就是共和黨在商界的支持者,沃森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熱心支持者。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反壟斷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看來,政府是一只手給予、兩只手索取。
其他問題也多次出現,包括從初創企業成長為大型官僚企業的過程、管理人員的招聘和培訓、勞工關系的管理,以及企業家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新挑戰的出現而看待世界的觀點的不同。
美國經濟開放性的真相
有人在大量研究美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時,發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CEO的多樣性。
他們中有些人在一個一塊大陸大小的國家出生和長大,也有些人在國外出生和長大;他們歸屬於各種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他們的職業道路明顯不同;教育背景也不同。
我們對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企業家的觀察是真實的,並具有警示意義。首先是種族問題。
1932年,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弗蘭克·W. 陶西格和他的同事卡爾·S.喬斯林對美國商業領袖的社會來源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並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每一個精力充沛、懷有抱負、聰敏好學的年輕男性,不管他的教育背景多麽貧乏,他都有可能在商界立足,並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高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學者在進行了細致謹慎和成本高昂的研究後得出了這一結論,但當時的結論並不準確,實際上從來都不是這樣。
事實上,陶西格和喬斯林的結論是自相矛盾的。「每一個年輕男性」這個短語把占美國人口一半的女性排除在外。
他們的書中沒有提到非裔美國人,但毫無疑問,從1865年奴隸製結束到今天,黑人在美國企業精英中的比例一直很低。
陶西格和喬斯林對「每一個年輕男性」做出上述這樣的斷言,說明超過一半人口的女性和黑人並沒有被算在內。
這兩類人常以雇員或企業主的身份參與商業活動,但作為大型企業的高管,他們歷來只占很小的比例。
因此,當我們談論進入美國公司的權力層是否自由時,我們必須清楚,對那些在可接受範圍內的人來說是非常自由的,但對那些在可接受範圍之外的人則是嚴格限製的。
白人男性在這個範圍內,即使他們是猶太人,比如查爾斯·郎佛迅;即使他們是貧窮的移民,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比如安德魯·卡耐基;即使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遠離國家商業和資本的中心,比如山姆·沃爾頓。
而黑人和女性卻不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這一殘酷的事實不可調和。七位企業家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性別和膚色是一樣的。講述美國商業史上黑人和女性領導者故事的書還不夠多,他們當中有很多故事值得被書寫、被傳播。
企業家是冒險者、創新者、實驗者
將七位企業家聯系在一起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願景。他們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洞察。他們使用其他人也可以使用的工具,但使用的方法更高超。
為了什麽目的?為了勝利、擁有、控製、創造。這是一個關於七位企業家抓住機會的故事——盡管在別人眼中這些機會可能是障礙。
企業家都是冒險者、創新者、實驗者。相比對失敗的恐懼,他們更渴望成功。
在事情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有勇氣去改變;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他們也願意做出改變,這才是最難的。
他們都是有極大自信的人,要麽源於天生的安全感(如諾伊斯和沃爾頓),要麽源於對他人判斷力的不信任(如郎佛迅)。
不管是哪一種,他們都總是相信自己。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信念是正確的。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天賦是沒有邊界的,這種信念有時會導致他們在晚年生活中胡作非為(如福特)。
總之,當我們改變我們的視角,把看待企業家的方式從他們在商界和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轉變為他們作為個體的人時,我們發現了顯著的多樣性。
他們是一群非常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優缺點。很難想象如有一場他們七個人共同出席的晚宴會是何種景象。
1866年8月,《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從內布拉斯加州發來報道說,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的人是一位「真正的美國天才」。企業家在他們所在的行業中,打破邊界、開拓了新的疆域。
在英國,成就卓著的男性和女性被授予源於這個國家中世紀歷史的頭銜。藝術家、學者、士兵被封為爵士或貴族。
當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被要求為美國殖民地起草治理文件時,他提出:一種復雜而有序的、有頭銜的貴族等級製度(部分是世襲製的)將是最合適的選擇。
本來會有「先生」「貴族男爵」「伯爵」「酋長」,但是,將英國的許多文化遺產(包括洛克的許多思想)製度化的美國,卻對各種頭銜置之不理。
美國憲法明確禁止授予這些權利。肯特公爵夫人在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上頒獎;而在美國網球公開賽上,皇後區的女官員不會這麽做。
在美國,真正重要的人、真正的貴族、人們想要了解的人,是企業家。他們的成功是由美國的文化和製度促成的。與此同時,也正是他們塑造了美國的文化和製度。
美國可能會紀念一位偉大作曲家的逝世嗎?試著說出一位偉大的美國音樂廳音樂作曲家的名字,這並不容易。
但是,1947年,在亨利·福特的葬禮上,密歇根州州長下令在州政府大樓降半旗。為了紀念一位偉大人物的逝世,州議會停止了工作。
成千上萬人參加了福特的葬禮,而不是某一位作曲家的葬禮。大型企業的創始人和建造者在美國的地位,就像偉大歌劇的創作者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樣。
七位企業家的生活像一面鏡子,透過它,我們似乎展開了一幅美國商業史的畫卷。
編輯/ly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