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國道：一場變遷一場夢

十年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從國道到高鐵:一場變遷一場夢》，認為中國能夠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主要是靠本國大量的農村廉價勞動力轉移。作為中國的第一大省廣東，其製造業得以迅猛發展的人力資源要素大量來自中西部地區的農村。

在沒有高速之前，國道是中國交通的命脈，即便現在，也同樣承擔著貨物運輸的重要作用。321國道，從成都出發，經過內江、瀘州、貴陽、桂林、梧州、肇慶至廣州，跨越四個省，長度為2220公里。這是一條非常值得紀念的道路，因為它是從西部通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廣東，通向讓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國道是一條我國中西部農民遷徙之路，四川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在重慶沒有設直轄市之前），也是外出農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貴州因地少人多導致貧困；與321國道挨得比較近的是湘西，也屬於非常貧困的地區，而即便是粵西，同樣也是比較貧困。這些地區的外出農民，在過去40年中，不斷地沿著321國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區打工。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人口才5000多萬，到2000年，增加至8642萬，2019年則達到11521萬人，成為人口第一大省。不過，近年來，珠三角的農民工已經開始淨流出，其中2018年淨流出186萬，2019年淨流出118萬。

珠三角的農民工是什麽時候還是出現淨流出？估計也是近兩年的事。如2018年長三角的農民工還是淨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現了淨流出，東部地區的農民工數量也是從2018年開始淨減少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民工在大致經歷了近40年的東移之後，開始陸續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節，大約有十幾萬摩托車大軍沿著321國道返回廣西、貴州、湖南和四川老家過年，成了春運交通線上一道特殊的風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鐵，分流了國道的客流量。而且，隨著流動人口數量的減少，321國道也隨之變得不如過去那麽繁忙了。

去年我們曾經根據分地區彩票銷量和發電量增速變化比較這兩個維度來尋找農民工的遷徙路徑——福利彩票的主要購買者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低收入群體，而發電量增速的變化反映經濟活躍度。數據分析表明，作為中西部地區的四川、雲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較高，而且用電量相對增速也較高，反映了經濟活躍程度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農民工流向的變化。

盡管珠三角的農民工在大量流出，但從過去三年的數據看，廣東依然是人口淨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淨廣東（絕大部分流入珠三角）淨流入人口80多萬，但珠三角農民工淨流出就達186萬，這意味著珠三角的非農民工人口淨流入近270萬。因此，非常明顯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變遷實際上是在「騰籠換鳥」，而且依然是全國人口流動量最大的區域。

盡管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過去兩年中農民工數量都出現了淨減少，但東部地區的人口依然呈現明顯的流入，如2019年我國東部省份人口淨流入規模超過150萬。若按照秦嶺-淮河一線來劃分南北方的話，則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淨流入達到167萬。

2017年後中國人口「東遷」規模持續走高

因此，這些來中國人口的流向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盡管總體流向沒有發生變化，但全國人口的大趨勢是在往長三角和珠三角集中；與此同時，西部和中部地區的農民工數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傳統產業和出口加工業已經遷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飛」，農民工則是「孔雀西南飛」。

2019年中國各省市人口淨流入（出）圖

集聚超乎預期——部分人口淨流出省份更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廣東人口淨流入規模就達到了84.1萬和82.6萬，在全國各省市中遙遙領先。根據我們計算，70%以上的人口淨遷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廣東兩省，而前兩年這個比例都只有60%左右。與其說人口流向了東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說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廣東和浙江兩省，「二八」現象愈發明顯。

以2019年人口淨流入第一的浙江為例，杭州人口淨遷入49.35萬人，寧波人口淨遷入30.07萬人，這兩個城市淨流入人口占省內各地市淨遷入總量的90%以上。說明即便人口淨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寧波這兩個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搶」不到人。人口淨流入第二的廣東情況也類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廣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還在淨流出。

反過來看，即便是全國人口過去三年淨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東，下轄的濟南、青島、煙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淨流入。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說明山東作為全國經濟體量第三的大省，盡管人口淨流出規模第一，但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亮點城市還是比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淨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現「一枝獨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陝西除了西安人口是淨流入的，其他省內城市人口幾乎都是淨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肅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個城市人口在淨流入，其餘城市人口均在淨流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因此，拋開行政區劃概念，總體來看，一、二線城市人口呈現淨流入，三四五線城市人口則呈現淨流出，中國已經步入城鎮化的後期，大城市化則方興未艾。

中國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線城市人口淨流出

進一步分析，發現新一線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漢、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規模更大，而一線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設置了人口規模的控製閘門，故人口規模很難較快擴張。從2015年開始，我國的流動人口數量逐年減少，這主要是由於當前人口結構已經類似於日本的90年代，即老齡化水平大幅提高，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進程會不斷放緩。

那麽，在城市化進程放緩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動人口為何不是相對均勻地流向一二三線城市，而是集中湧向少數幾個大城市呢？那是因為製造業規模化經營的要求。根據世界銀行的案例歸納研究得出的結論，經濟密度增加一倍，生產率提高6%，而與中心城市的距離擴大一倍，利潤就下降6%。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這就要求勞動力、資本、技術和土地這些生產要素進一步集聚，才能節省成本，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未來一線和新一線的人口集中度還將繼續提升，集中度或許會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沒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據《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2018年版)》審核結果顯示，國家級開發區有552家。其中，國家級開發區中經濟技術開發區達到219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海關特殊監管區，數量為156家和135家；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分別為19家。自貿區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還有很多個國家級的經濟特區、計劃單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區等（為表述方便，這些不同類型的「區」都簡稱「經濟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達標，多少半途而廢呢？迄今似乎沒有人統計過。

就當前而言，建各類「中心」的難度越來越大，因為中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的格局基本形成，與此同時，人口流、資金流、物流等的流動性都在減弱。例如，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減少，已經持續8年累計減少了2800多萬。2021年以後，減少幅度會進一步加大。

盡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進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戶的各種補貼、降低落戶的學歷門檻，但「搶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線城市在搶人方面有天然優勢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顯。這說明，要想持續地吸引人口，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夠的，關鍵還要看當地產業能否持續發展。

在2019年全國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別分布在粵港灣大灣區、杭州灣灣區和長江經濟帶上。說明中國人口集聚的城市在進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廣東兩省就占了全國人口淨流入量的70%。

相比之下，長三角的另兩個省：江蘇和安徽，2019年人口淨流入量分別僅為2.5萬和4.5萬人，幾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華、溫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現淨流出。廣東也是如此，經濟發現相對落後的粵西、粵北和粵東，人口也呈現淨流出局面。因此，細分人口淨流入的結構，不難發現，2019年全國人口淨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淨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粵港灣大灣區和杭州灣灣區的城市。

從理論上講，建立各類經濟中心，實際上就是為了集聚各類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金和技術，但由於要素資源是有限的，經濟中心設立越多，中心的達標率就越低。更何況今後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越來越少，人口集中度卻越來高，那麽，國內現存的各類經濟中心是否也會面臨人口減少的嚴酷現實呢？

例如，汕頭曾經是我國首批批準建立的四大經濟特區這一，目前常住人口數量少於戶籍人口數量，說明人口已經淨流出；2010年批準設立的喀什經濟特區，2019年也出現了人口淨流出，當時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到2015年人均GDP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如今大約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為一個經濟中心，是需要組織各類生產要素資源的集聚，組織資源可以由企業來擔當，也可以由政府來擔當，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場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騰訊、華為、平安、招商銀行等一批企業巨頭，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車、榮盛等的巨頭，寧波則擁有國家製造業39家單項冠軍企業，居全國第一。而且，不論是杭州灣灣區還是粵港灣灣區，都屬於民營企業占比極高的區域。

在全球經濟分化的時代，不少企業巨頭富可敵國，如7月6日，美國四家科技公司：蘋果、亞馬遜、微軟和Alphabet均超過1萬億美元，加起來超過日本的GDP總額。因此，不少城市的經濟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業的高成長而形成的。

因此，對某些過去30多年來反復被賦予各類經濟中心頭銜的地區，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經過過去30年的努力都沒有建成某類經濟中心，若又被賦予的新使命，還會成功嗎？在進入存量經濟主導的時代，看一個城市的發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減量是一個比較靠譜的指標。

風險提示：

經濟下行，政策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