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回歸以來，在「一國兩製」之下，香港戰勝多次危機，依然保持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2019年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則讓香港迎來了新一輪廣闊發展機遇，其「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聯通內地與全球」的獨特優勢顯得愈加突出。

「香港跟其它大灣區的城市本來就是一體，」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李律仁對中國基金報記者表示。他指出，內地跟香港的聯系在歷史上就很緊密，因此，近年來兩地在多個方面和層次上的融合和聯通事實上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香港金融發展局（「金發局」）於 2013 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是一個高層次、跨界別諮詢機構，旨在就如何推動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更大發展及金融產業策略性發展路向上，徵詢業界並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議。其工作範疇包括政策研究、市場推廣和人才發展。

李律仁先生同時是香港資深大律師，專注金融案件，業務範圍涵蓋銀行法、商業法、公司法、證券法等方面，曾任職於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監會」）；他還是多哈卡塔爾金融中心監管審裁處法官、香港理工大學院士、香港大學亞洲國際金融法研究院榮譽院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金融規管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高級院士。

機遇與挑戰並存

中國基金報：兩地互聯互通機製和粵港澳大灣區設立，內地跟香港的聯繫就越來越緊密，這對香港來說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李律仁：互聯互通、大灣區這些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1910年粵港火車就通車了。我看到當時的歷史圖片，就想到其實所謂的大灣區、互聯互通在歷史上，很早就已經發生了。表明這些融合、聯通幾乎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香港跟其它大灣區的城市本來就是一體。

視線拉回近期，滬港通、深港通股票互聯互通是非常成功的。從滬港通、深港通在2014年跟2016年分別開通之後，經歷過好幾個階段。一般來說，開始的時候市場可能有一些懷疑，中間有一段時間看來是非常的成功，然後因為種種的原因好像再沒有創新高，又有一些懷疑的聲音。

去年（2021年），滬深港股通合計大概佔據香港交易所總成交額的1/4左右，陸股通占據A股全年總成交額的10.75%。這說明滬深、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債券通目前順利推進，當然由於債券市場目前主要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個人投資者對它沒那麽熟悉。加之，我國資本賬戶正在逐步放開，未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資本賬戶的進一步放開，債券通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最近開通的跨境理財通，每日允許成交的最高額度是很大的。不過，它的限製也是比較嚴的，目前是在穩步推進的過程中。據了解，初步納入的產品以穩健、中低風險產品為主。對於香港的發展來說，灣區乃至和內地、人員和經濟等方面的融合非常重要。未來疫情改善之後，通關之後灣區理財通也會有新的發展。

中國基金報：這些互聯互通的嚐試中，灣區理財通是比較新的。灣區理財通要深入下去，為更多的人接受還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李律仁：如何在現行的製度設計上，讓跨境理財通更深入人心？我想首先要鼓勵銀行去多做推銷，多做推廣就行。這是最容易做的。雖然目前入池的產品偏保守，但在灣區部分收入儲蓄比較高的家庭中，他們仍需要有一些錢放在相對安全的產品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灣區理財通的潛在市場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會有不少的一個數額，自然流進灣區理財通。大灣區理財通是一個重大的金融創新。它的意義並沒有完全被認識到。如果說，股票互聯互通是交易所和交易所之間的聯通，那麽灣區理財通是建立在一個全新網絡上的聯通。前者基於交易所背後成熟的經濟網絡，打通兩個成熟的網絡相對容易，比起建立一個全新的網絡來說會更順利。

舉例來說，中介機構需要具備什麽條件，才可在灣區售賣香港的產品；在香港以什麽方式售賣內地的產品，風險等級和現有的香港產品怎麽對照。這一系列的工作都需要做，並且適合在閉環模式中完成。

不過，盡管客觀環境中存在困難，但相對確定的是市場需求。我們建議能做的推廣就做起來，先把眼前的生意做起來。

中國基金報：最新的ETF通呢，和以往的兩地互聯互通有什麽不同？

李律仁：ETF通和之前的股票通、債券通、理財通是不同的。對於香港來說，後三者引入了新的投資者，都是新的機遇；但ETF通將同時引入競爭。但有競爭、有合作，才是一個高度融合的市場應該有的生態。

香港有A股ETF，如果聯通了之後，你是買內地的A股ETF還是香港的A股ETF。從決策者的層面來說，ETF通是展示了更進一步的兩地互聯互通的決心。

中國基金報：近年來世界大環境的改變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何影響？該如何應對的？

李律仁：我認為正面與負面影響都存在。正面影響方面，近年來世界環境的變化使得香港為國家發揮的國際金融功能增大了，即香港更能發揮它「既離岸又在岸」的作用，例如一些外國機構投資者的項目繼續在香港先落地。

另一方面，由於與中國內地有關的國際金融市場需求龐大，香港的金融人才便集中去做與內地相關的業務，那麽香港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便放緩了。相對而言，新加坡在這方面發揮出更多優勢，這點是我個人比較擔心的。短期來看，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可以鏈接內地和世界；但如果香港錯失成為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機會，那麽長期來看，將不利於香港乃至國家的金融發展。

轉型與改革並行

中國基金報：最近金發局在報告中提議港交所允許沒有營收的科技公司上市，你能具體介紹一下嗎？你覺得為什麽這項建議是對香港這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必要的？

李律仁：首先，這是一個有點個人的問題。1999年，我從美國回到中國香港。當時，美國市場存在各種風險級別公司，什麽樣的風險都有人買單，當時香港市場還是偏向穩健的。那時，香港市場傾向於讓穩健、成熟的公司上市，讓大家分享公司成長帶來的紅利。

當然，香港市場和監管在逐步變化，投資者也在市場波動中逐步成熟起來。科網泡沫為香港市場做了投資者教育，讓香港市場達到了一個共識：投資者在分享創新成果之時，也需要承擔風險。

在我看來，科網泡沫雖然熱潮已過，但是在我們的歷史上，在金融市場的歷史上是挺重要的一點。再到2008年，雷曼破產至其後引起的金融危機，香港因為背靠祖國，沒有發生大動蕩，市場反而在波動中逐步成熟。之後，香港開始允許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每一件事都是讓香港市場更成熟一些。

因為金融越成熟，資本市場定價機製越完善，就越能為發展初期的企業定價。因為本質上，金融的核心就是把未來會賺的錢變成今天的價值。一定意義上來說，鼓勵創新是今天的資本市場潮流。在這樣的潮流里，公開市場里如果只有最穩健的資產，那是跟趨勢背道而馳的。不僅如此，公眾能分享的創新果實亦將越來越少。如果把香港跟別的國際金融中心比較，我們不是著重走得最快，而是需要兼顧服務國家經濟等多重職能，及其他考量。

中國基金報：金融監管機構總是需要在鼓勵創新和保護中小投資者之間取得平衡。允許尚無營收的公司上市後，監管機構應該如何保護中小投資者呢？

李律仁：我想所有的監管機構都在鼓勵金融創新，同時提升資本市場的包容性、吸引力和投資者保護，並在中小投資者之間取得平衡。

談及保護投資者，有一件事是監管者或者是執法者要做的，那就是反對欺詐，這不是投資者應該承擔的風險。商業失敗、買錯東西、創投走歪了路等，這些都是風險，但是欺詐不是。

那麽如何反對欺詐呢？第一，一定要執法，不可能只靠前期的手段去杜絕欺詐。第二，提高對中介人的要求，確保他們盡到把關的責任。

中國基金報：您怎麽看香港目前對金融欺詐的處罰力度，是不是足以起到威懾作用？

李律仁：我覺得是夠的，但可以更大一點。我認為不僅是力度的問題，可能更是監管方法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執法。從威懾力來說，行政處罰是遠不及刑事處罰。嚴重的金融欺詐是一定要坐牢的，而且在處罰時要明示處罰和金融欺詐之間的關系。

其次，金融市場買賣雙方很多時候是一次性的交易，中介機構是非常重要的。在處罰金融機構，保護投資者方面，中介機構也是關鍵的一環。

最後，我們常說披露為本。但是說實話，厚厚的招股書和披露文件，沒有幾個人能完成閱讀。這里就非常考驗監管機構，怎麽要求公司做出有效的披露。尤其最近很多新行業，監管機構如何對這些行業的公司提出信息披露要求，才能讓他們披露真正關乎投資者利益的信息，切實起到保護投資者的作用，這對監管機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據我了解，香港交易所成立了幾個相關專家小組。由行業專家參與提供意見，他們能幫助交易所判斷什麽是特定行業最關鍵的信息，幫助交易所製定科學化的信息披露要求。如何組織這樣的小組，讓行業專家發揮作用，有很多細節需要在實踐中磨合。

聚焦創新 投資未來

中國基金報：人才是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經歷了2019年的香港社會事件和當今的新冠疫情之後，請問香港如何留住和吸引更多人才？

李律仁：這的確是一個問題，香港金融界的人才流失比較嚴重。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香港保險業監管局表示，香港保險業出現了人才流失問題，即使保監局也遇上同樣情況，去年員工流失率達16%。香港證監會也曾警告其遭受人才流失，去年有12%的人才出走。

事實上，直至目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局部的好轉。過去兩年，內地來港人才回流內地現象較為嚴重，但2021年底開始，我們看到部分內地人才又回流香港了，所以內地來港人才方面是得到了局部的舒緩，而且長期來看，這一條人才供應鏈是沒有問題的。這對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兩部分來說，第一部分就是本地人才的流失。本地中層人才確實存在一定的流失，解決方法可以是加快本地年輕人才的升職，以及延長資深中層人士的留任時間。此外，還可以招攬更多內地的中層人才。以往香港會計、銀行、投行等行業由於業務需要，招收內地人才較多；但也可以擴大到其他行業，例如風險管理、合規方面，其實都可以更多招收人才。

第二部分就是針對海外人才的流失。這一塊我認為需要多下功夫。原因是，第一，海外人才來港很多時候確實是做一個區域性的工作（regional role），那麽正如前面提到，如果香港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減弱了，勢必會影響海外機構對香港人才派駐的考慮，這也是很現實的問題。

中國基金報：那麽就創業而言，香港要如何打造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來吸引年輕人才呢？

李律仁：對海外與內地的人才來說，香港是一個非常適合創業的地方，尤其是與金融相關的行業。原因是香港匯聚了很多創新行業和創投公司，例如金融科技（fintech）等。香港的fintech活力很好，因為香港有fin（金融），也有tech（科技），還有市場。盡管有論調認為香港的市場不及內地及美國大，但事實上，對於創業來說，需要的是一個成熟的、監管規範相對足夠的市場，而香港就是這樣的市場。

政策方面，香港三大監管機構都不同程度地推出相應的「沙盒」。概括來說，這些「沙盒」主要是，第一，對創業項目在某些監管方面的條件適當放寬；第二，對於創業者比較友好（user-friendly），具有招商的意味。我個人認為保監局的「沙盒」做得最有聲有色。

中國基金報：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近年來發展迅速，ESG（環境、社會與治理）投資生態逐步建立，請問金發局與政府機構是否有進一步規劃呢？

李律仁：數據上看，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近年來確實有相當發展，市場和機遇都具備了。政府及相關機構都發行了「綠債」，帶動了ESG市場的發展，也為更多相關行業創造了機遇，以吸引更多人才。監管方面來看，香港證監會、金管局和港交所都就ESG合規方面發布了相應指引。

我認為香港的ESG市場，未來最大的機遇在碳方面。碳市場完全是由法律衍生出來的，與傳統的金融市場有所區別。碳排放量本身不存在價值，其價值來源於監管（regulation）。因此碳排放市場需要兩岸互聯互通，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中已指明這一方向。盡管以往的經驗無法借鑒，具體細則的製定和實施仍需要商榷和落實，但香港已經得到了這個機遇。

中國基金報：短期來看，一個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是否成功，可以依據IPO的數量、成交金額以及其在全球所處的排名來評價，但長期就應將它對當地經濟的發展以及吸引人才等其他方面納入考量。那麽是否有一個框架（framework）去評價一個交易所中長期是否成功呢？

李律仁：交易所不僅代表區域市場的概念，它更是整個國家的戰略基礎設施（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作為基建的一項，它的機遇和資源是整個社會給的，就如同修建公路，如果沒有人使用，就不會有人修建。因此，盡管公路的承修可能是由某個公司負責，但公路在社會發展的角度是屬於全社會的。同樣地，交易所在法律上是屬於其股東的，但在它的角色和未來的功能角度來看，香港交易所是屬於香港社會的，更進一步來看，是屬於國家的。因此，評價一個交易所在戰略的角度是否成功，與評價它作為一個私人企業是否成功，標準和方法是不完全一致的。

目前有研究觀點指出香港交易所具備戰略性的功能，但由於各地各國對「戰略性」的要求並不相同，因此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普適性（universal）的框架。例如對紐約交易所的評價，我認為它的發展功能是相對較輕的，但（金融）安全性功能則是較重的，而香港交易所在安全性和發展性方面的功能應該是並重的。

香港交易所在過去幾年非常看重戰略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最近內地與香港開放ETF互聯互通就體現了這點。此外，港交所近期也宣布研究擴大人民幣證券交易需求等。這些改革都是基於對互聯互通以及兩地金融體系相融合有幫助而推出的。

中國基金報：對您來說，香港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麽呢？

李律仁：我在香港出生長大，這個城市給了我很多，包括我的事業、家庭。我生活中的每一件重大的事都跟它有聯系。我覺得香港的魅力就是，它讓我從每天睜開眼的第一秒開始，做的每件事，都能夠很有趣，有成就感和歸屬感。